岁月里的编织故事 虽然短暂但也足以回味一生

周末楼下的齐鲁古玩市场的摊位又多了起来。我抽空下来转一圈，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能拍几张自己钟意的物品照片或小视频，发个朋友圈玩玩，十分惬意呢。在一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旧书《绒线编织法》，上海工艺编织厂研究室编，轻工业出版社于1975年5月6月两次印刷出版。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八十年代初买过这本书，还照着书学过编织，在2018年曾经写过我第一次学编织的故事，今天重温这段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

（那时候这本书定价3角5分，今天花5元买回来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的物质生活尚在温饱阶段时，电视机、录音机尚未普及之时，我参加银行工作来到了一个海岛营业所。白天上班，晚上练习点钞、记账、打算盘等基本功，每天除了三餐和一觉，其余时间基本都在营业室度过。冬天守着煤火炉子，任凭煤烟呛的鼻孔发黑；夏天开电风扇会吹走记账凭证，只能摇几下大蒲扇，任凭汗水流淌。那时住在所里的员工不多，我练基本功时也没有具体那个人来管，我非常自觉，按照既定的目标，给自己加压。

有一天下班后，我打算盘有点累了，就跑到营业室东头的宿舍去拿苹果吃。推开门看住同宿舍的师姐，正坐在床上织毛衣。她飞针走线、神态温柔安逸，幸福感满满的样子，简直和上班时认真工作的她判若两人。听说师姐快要结婚了，这可能是在给心上人织毛衣吧？看着师姐的巧手挽过来，捅过去的，织的是非常好看的那种花纹，不一会儿就织了一大截。我心想：“我就会织两下平针，毛衣啥的也不会织，这要是以后找了对象，该怎么办呢？” “怎么不吃苹果了？” 姐姐看我半天不说话，仰起脸看了看我。姐姐的话打断了我的“不正经心思”，我急忙张大嘴咬了一口苹果，红着脸跑回营业室了。

过了几天，师姐织的毛衣基本成型了，我在欣赏她的杰作后就萌发了想跟她学手工的念头。虽然我家里有个会裁缝手艺，心灵手巧的老妈，我身上的毛衣、毛裤，都是出自她手，这些毛衣毛裤既有新的，又有拆了旧的再重新织的，数数也有好几件了，但我还是让师姐陪我到不远处的供销社买来了绿色的毛线，我要学着先给自己织一件毛衣。于是我的编织学艺生涯在我18岁那年的冬天开启了。

织毛衣需要计量和估算相结合，起头前要先量好自己的三围，再把针数估算好。“万事开头难”啊！我织了拆，拆了再织，终于在师姐手把手的帮助下，完成了毛衣起头的初始程序。那时海岛用电有时间限制，晚上过了九点，回到宿舍要点上煤油玻璃罩灯。开始几天我织上了瘾，晚上在营业室打算盘时会心猿意马，总想早点回宿舍去织毛衣。

有一天晚上，天空飘起了雪花，寒冷的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敲打着门窗。我在营业室练了一会儿基本功，就给自己放了假，早早回到了宿舍。宿舍没有炉火，像冰窖一样的冷。我赶忙灌上了一只热水袋，扔到了被窝里，拿出已经织了大半截的毛衣，织了起来。织了好半天，手也没暖和过来，一想营业室还有炉火未熄灭，于是穿上衣服带上织毛衣的手工活又回到营业室。营业室的里屋是个库房，守库的两个男同事进出库房都要经过营业室。以前熄灯前我都在练基本功，“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或“噗噗”的点钞声，会扰的他们紧闭库房门，直到熄灯我离开营业室，他们才出来锁门。这天还没到熄灯的点，他们没有听见我“制造”的声响，就开门出来看了一下，看我原来在织毛衣，就退回库房了。

次日上午营业时间，我看到外勤王叔来营业室把我的师傅吴姨叫走了，吴姨在营业所西头的那间外勤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出来后脸色凝重，坐下后深深叹了一口气。吴姨是个脾气急，但手头麻利的老会计，为了带好我这个徒弟，她严格要求，给予厚爱。我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干，我虚心好学，业务水平日渐提高，“严师出高徒”么。可今天，吴姨这是怎么了？倒水的动作都有点猛啊，喝水的声音更是有点急促。接下来，吴姨开始发小脾气了，我小心翼翼记好的账簿，递给她复核，一会儿就从对面摔了过来，“啪”的一声惊呆了我，“记错账了也不至于这样啊？她这是怎么了？”我心里犯着嘀咕。半上午她也没有露笑脸，我小心翼翼接待储户，处理账务，我不能再让师傅抓到什么破绽了。

终于熬到了下班时刻，营业室的会计、出纳都走了，我清理好办公桌上的账簿，起身准备到公社食堂打饭去。“哎，你等会儿走。”吴姨叫住了我，我瞪着疑惑的眼睛，不知她留我干什么？王叔从外勤办公室走了出来，和吴姨坐到了我办公桌的对面椅子上。“你年纪轻轻，不要求上进，还织毛衣什么的。”吴姨开门见山，直来直去朝我喊到。“噢，原来是为这事啊？”我一下子明白了，上午吴姨的那种表现，原来是王叔昨晚看见，今天告我的状了，这是联合起来给我开“批斗会”了。

“噗、噗、噗”我的心跳加快，我的脸发起了烧。“我、我、我闲着没事......”我的话还没说完，吴姨就劈头盖脸的开始教育我：“你闲着没事？你基本功都过关了吗？别以为你转正考试得了第一，你就了不起了！你小小年纪现在不好好用功，将来怎么能为成为一名合格的银行会计！”“我看师姐织的毛衣真好看，我就想学学。”我声音柔弱、底气不足辩解着。“你年纪轻轻跟一个快要结婚的人学织毛衣，你父母知道了能同意吗？他们送你到这里，是让你好好工作的！你织毛衣？这是家庭妇女的‘营生’，你知不知道？我得替你父母管着你！”王叔也“义愤填膺”地数落起我来。我本来还想和他们辩解，但他一提起我父母，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小小年纪，离开父母来到这个荒凉的小岛，一年也捞不着回趟家，我真想爸爸妈妈了，他们可是从来没有这样训过我啊。我越想越伤心，越伤心就越哭，眼泪止不住，我就趴在桌子上抽泣起来。“你不好好练基本功，却迷恋那些家庭妇女干的玩意儿，你这是不学好啊。”“咱所小青年少，明年还指望你参加技术比赛，给我们所争光呢。”王叔和吴姨，你一句，我一句的，给我讲道理。过了一会儿，看我哭的稀里哗啦，吴姨走到我身边，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好了，好了，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理？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我抬起了头，揉着红红的眼睛，心想：就织个毛衣，惹这么大的麻烦？但他们批评的也对，我刚刚转正，业务工作还没完全独立，织毛衣的确耽误我的学习。另外他们是我的师傅，我不能不听他们的话，要不他们该去我父母那告状了。于是我朝他们不太情愿地点了点头，“我改！”柔弱的声音在我的喉咙处翻滚，我想王叔和吴姨已经听见了我从心里发出的声音，他们放心地交流了一下眼神，相继离开了营业室。

这天的午饭我也没去吃，都这个点了，食堂也不会有饭了，另外我这两个像红灯笼的肿眼泡，可不想让人看见。下午的工作结束后，晚上我回到了宿舍，告诉师姐，我这个毛衣不织了。师姐认为我知难而退，说：“就剩两只袖子了，不难织，我教你。”我也不敢说中午王叔和吴姨找我谈话的事，因为他们还提到她，就摇摇头执意地说：“织够了，不想织了，以后再学吧。”（够：是海岛方言，烦了的意思）师姐说：“多可惜啊，胜利已经在望了。哎，要不你改个毛背心吧？”“我不会改。”我声音有点高八度了，因为我答应师傅，马上改，不再干这个手工活了，我想就此了结，快快回归正确的航线上来，做个让王叔和吴姨所希望的好孩子、好员工。

那件半成品的毛衣最后还是师姐给改成了背心。那年春节回家过年，妈妈看到了我的绿背心，问：“谁给你织得？还挺好看的。”我都没敢说我学织毛衣那段事，语气淡淡地告诉妈妈：“是师姐给织的”。尽管已经放弃了织毛衣的念头，但是女孩子天生爱美、爱“女红”的秉性，每当看到妈妈在织毛衣，我还是会悄悄走过去看看、问问，然后拿过来比划织两下子，但决不“恋战”。

多年后，我有了女儿，我把这个绿背心拆了，把毛线重新洗净，让外甥女艳秋给我女儿织了件小毛衣。从此，心灵手巧的艳秋包揽了我们一家三口的毛线活儿，让我们每年总能穿上合体的毛衣毛裤，它给我们带来了温暖，抵御了无数个寒冷的冬季。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的物质生活富足起来，又轻又暖和的羊绒衫盛行起来，织的毛衣渐渐没了地位，并慢慢淡出了我的眼帘。

（八十年代初过年回家，拿着妈妈的毛线活儿，戴着姐姐的眼镜儿，拍个织毛衣的照片，装得像吧？）

编织的成品在我国也统称为“女红”，“红亦工也”，《桃花扇.栖真》：“庸线懒针，几曾作女红。”做“女红”是我国劳动妇女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而我的“女红”生涯始于18岁的花季，也完结在这个花季。多少年后的今天，我更理解当初王叔和吴姨对我批评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尽管他们“扼杀”了我的艺术情趣，但是在那个年代应该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感谢我的王叔和吴姨，在我年幼时期，给我工作上的压力。让我省下那些做“女红”的时间，更多的读书、学习和大练银行业务基本功，使我心无旁骛，好好工作，勇攀事业高峰。

如今满满的事业成就感，虽然弥补了我不会“女红”的尴尬，但是也留下了些许的遗憾。对毛衣温馨的回忆，即使织的时间短暂，但它的温暖足以让我回味一生。

（今天编发了朋友圈）

原标题：流金岁月｜岁月里的编织故事（源：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