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水淼
 

       绒线编织作为手工艺的一朵奇葩，集美观与实用于一体，曾经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史上抹下重彩浓墨的一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机械化程度的节节攀升，风靡女性世界的绒线编织已风光不再，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笔者收藏的《编物初步》手册，正是这一段难忘历史的实物见证。

 

       《编物初步》是英国哈利法克斯（旧译赫力法）市的巴顿·博德运股份有限公司（Patons & Baldwins，LTD，Halifax，England）1924年8月在上海发行的中文繁体字绒线编织初级读本。手册尺寸18.5 cm × 25 cm ，略小于16开杂志。封皮为灰色卡纸，内页白色道林纸因年代久远已泛黄。封面上部有“博德运”、“编物初步”及“BB”（或为Beehive[蜂房]和Baldwins[博德运]的缩写）、“1785”（博德运厂的创始年）字样构成的绒线商标；中间的彩图是以田野为背景的一位正在编织绒线的英国女孩；下部有“英国赫力法博德运名厂刊行”字样。全部中文均自右向左排版。


前封里系“目次”，分为“编物初步”和“钩针编物初步”两大部分，共49个条目。

底封里为发行时间：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价格：每册定价大洋二角五分；编辑者与发行者均为英国赫力法博德运厂；印刷所系英国雷汀东西印书公司；以及中英文“版权所有”字样。并有博德运厂在上海的办事处地址：“上海北京路外滩怡泰房间第五百另九号内”。

封底为“蜂房牌”绒线的广告图案和文字，下边稍有破损。

       《编物初步》的内容共48页，其中“例言”（前言）6页，简要介绍了绒线球的缠绕方法；编针及钩针的号码与粗细；绒线编织的针度（即松紧度）；用刷子起毳的方法；绒线衣的洗涤等。“编物初步”28页，从最简单的作活圈法、开针法、落针法、闭针法直至当时流行的花篮式、鱼骨式、缆式等各种花式编工，一一详细介绍并图示。“钩针编物初步”14页，传授锁针法、单针法、双针法、叠针法等多种针法及团式、扇式、花边式、波纹式、瀑布式等艺术编工。每一页下边的长方形框内是蜂房牌绒线的广告语。诸如：蜂房牌绒线为全世界最风行之绒线；蜂房牌绒线在英国无出其右；凡用蜂房牌绒线编成之衣服皆温暖而经用；蜂房牌绒线在中国各埠均有出售，切勿购他种替代之绒线等等。全册文字通俗易懂且图文并茂，是一本八十年前英商在我国发行的十分难得的绒线编织早期普及读物。

        

       服饰编织起源于欧洲，确切的年代无从考证，通常的说法是古代游牧部落中牧羊人无意间的发明。据有关资料提示，文艺复兴时期（约14至16世纪）前后，农民穿着羊毛编织的短袜是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传统。1589年，英国人威廉·李发明了编织机，在编织机发明之前，手工编织曾经是欧洲的一项重要产业。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女性一边说话一边编织的描写，甚至不少男性也热衷于编织。世界上最早的绒线纺织厂诞生在英国，《编物初步》的发行者博德运厂创立于1785年，至今已有219年历史。也许它就是绒线生产的祖师爷吧？

 

        绒线和绒线编织传入我国当在鸦片战争之后。二十世纪初，绒线编织开始在上流社会女性中逐渐传播。1927年，江苏吴县人沈莱舟（1894——1987）与他人合作在上海福州路开设“恒源祥人造丝毛绒线号”。1935年，“恒源祥”迁至金陵东路，店名改为“恒源祥公记号绒线店”，并与绒线店同行合资开办了“裕民毛纺厂”，生产“地球牌”、“双洋牌”绒线。北方著名的绒线生产企业为1932年创建的天津东亚毛纺厂，以“抵羊牌”纯羊毛绒线驰誉全国。“抵羊”为“抵洋”之谐音，意即抵制洋货，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

 

       说到绒线编织，一代编织大师冯秋萍曾经是中国女性最崇拜的偶像。“张小泉的剪刀，冯秋萍的编织”，旧时的上海滩乃至全国，冯秋萍的大名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冯秋萍生于1911年，中学时代即以女红和编织闻名于求德女中。1934年至1948年间她在上海开办“秋萍编织学校”、“良友编织社”，并在上海广播电台教授编织技艺，还受聘于“恒源祥”等厂商为编织顾问，坐堂指导绒线编织。当时的社会名流、电影、戏剧界的著名演员如周旋、王丹凤、尹桂芳、言慧珠等，都当过冯秋萍的教材模特。延安时期的李云鹤（江青）是来自上海的绒线编织能手，据说她会结多种不同的花样，令人羡慕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绒线编织曾经是中国女性中最为普及的“手工艺术”，几乎到了人人能持针，个个会编织的境界。大到衣服披肩，小到手套钱包，心灵手巧的姑娘和白发苍苍的老妇，无不通过辛勤而愉悦的劳作，谱写着中华手工编织史上辉煌的一页，编织着暖暖的亲情与友情，编织着多彩的人生。

 

       笔者收藏的这本《编物初步》发行于1924年，比“恒源祥”的诞生还要早三年。是时冯秋萍大师才13岁，或许，这就是她投身手工绒线编织的启蒙读物呢！

（此文载国家工艺美术类核心期刊《上海工艺美术》杂志2004年第1期）